「醫師，我右手都沒有力氣啦！」「來，用力握住我的手，用力...不行嗎？那抬起來呢？對，手往上抬...喔，你看，還是有一點可以動啦。」
中風之後會有一邊肢體力不從心的狀況，不過，一般而言經過復健之後會越來越進步。他做了幾天復健，卻好像沒什麼進步，我有點擔心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家屬一直沒有出現。「我女兒下禮拜一就會回來啦！她人在國外。」歐吉桑這樣跟我說。
「我覺得你照顧的阿伯有點怪怪的。」負責指導我的學姊跟我這樣講。那是我的第一個病人，我還聽不太懂學姊話裡的意思是什麼。「我也說不出來，就是覺得他怪怪的...。」不過學姊還有其他床要照顧，這床狀況暫時穩定，也就這樣放著。為了要寫病歷，我一樣每天去問候他、關心他的狀況，他也一再向我保證他很認真的在做復健。
過了幾天，病人又說女兒臨時有事，會晚點回來。他依然沒有力氣握住我的手，不過在我轉身要出房門的那一刻，依稀看到他用中風無力的手拿杯子盛水吃藥。護理師們也開始議論紛紛，因為他對女兒返台時刻的說詞反反覆覆。我們也逐漸摸清他是什麼樣的一號人物，但也對他無可奈何。
「蔡醫師，你幫他抽血吧！」不論抽血技術再怎麼高超，都有生平第一次抽血。除了利用假手臂練習外，我們的第一次真槍實彈抽血是同學們在彼此身上練習；再下一次，就是病人了。想當然耳，這時候對自己的技術是信心全無、誠惶誠恐。不論是哪一個帶衰的病人要被我當第二個實驗品，我都對他感到很抱歉。剛好有這位裝病的歐吉桑，讓我的罪惡感減輕了不少。我說服自己，如果你可以演，我也可以演；你愛演病人，我就來演醫生。拿了針頭，看準方向，就硬著頭皮往歐吉桑的皮膚戳，在戳破皮膚的時候竟隱約有一點點復仇的快感。歐吉桑不發一語，不知道是不是後悔來到醫院白受罪。就這樣，我成功跨過了第一次在病人身上抽血的心理障礙。
五年級的實習課程是不用值班的，晚上不需留在醫院。某天一早上班，晨會之前學姊拉住我說：「你的病人昨天逃走了！」昨晚他跟護理師說要出去走走，就沒有再回來了，只留下假的聯絡資料與無頭帳款。經驗豐富的總醫師和護理師們熱烈討論起來，說早就有各種跡象顯示他會落跑了。於是，我的第一個病人以逃走收場。
進入七年級，我當起實習醫師，在內科照顧的病人，同樣是個歐吉桑。交班給我的同學只說，老師每次查房查到這床，就會很無奈，因為這位病人非常的不配合。他是一個肝癌末期的病人；雖然是末期，但發現至今也不過六個月。六個月的時間，讓他從一個臉色黃黃的上班族，變成等死的病人。對於肝癌、對於自己的生命已屆末期這件事情，還有點難以接受。
我們對他能夠幫上忙的，也只有疼痛控制，或是需要的時候給予症狀的緩解。歐吉桑的疼痛非常難以控制，照顧他的前幾天，他幾乎每天都只能趴在床上，把身子蜷縮成一團，臉上充滿著痛苦。在忍受疼痛的當下，也不大想與我講話，每天的問診都是被他攆走作為結束。
從一句一句的對話中，我慢慢拼湊起他的人生。原先他在台灣做生意，且有一個完整的家庭；而後到大陸去做生意，另外組了一個新的家庭。在台灣的親友警告他，如果真的去了就不要再回來，大家從此斷絕關係。而他仍甘冒眾叛親離的風險，選擇到大陸去過下半生。然而，身體的警訊漸漸浮現，在廈門的醫院檢查出肝臟腫瘤，他又回到台灣來詳細檢查，才發現是末期肝癌。回台灣後，大陸的家庭不聞不問，台灣的家人也發了毒誓不再管他，落了個孤單無依的下場。所有的親人之中，只有大姊還是看不下去，幫他出錢請了看護。
他的肚子整個鼓起來，裡面滿滿是腹水。肝癌病人常併有肝硬化，肚子裡面會有很多腹水，病人除了覺得很不舒服外，會食慾不振，有時甚至會細菌感染。必要的時候，抽掉腹水會讓病人舒服一點。和抽血一樣，對於每一件沒做過的事情，第一次做，我依然誠惶誠恐，尤其很難面對病人。病人常會問，可以找有經驗的人來做嗎？這時只能含糊其詞地說：「這種事情這個病房常做。」但沒說出口的是，這是我第一次做。所幸在學長的指導之下，一切進行得很順利，我們放掉好幾罐的腹水。雖然我弄得滿身大汗，但是也偷偷鬆了一口氣，稍微得意了起來，把用具收拾好後宣布：「好了，完成了！」然後脫下無菌手套。
「蔡小弟！」歐吉桑在我轉身要走的時候叫住我。我試著忽視他的輕蔑：「怎麼了？」
「蔡小弟，幫我把衣服蓋好。」他比了比剛剛抽腹水時拉起的上衣。我有點氣憤的把他的衣服拉下來、丟上棉被。我花了這麼多心力在認真關心他，而且才剛花了那麼多時間，只為了讓他能舒服一點。身上的白袍所代表的專業，豈是能讓你這樣忽視的？對我第一次抽腹水實驗品的罪惡感，頓時消失地無影無蹤。
末期的病人，沒有親人的支持，很容易失去生命的目標。聯絡得上的家人總是對他的情況表示愛莫能助，無法接他回家。除了試著搞定他的疼痛外，我也試著說服他去做一些事情，例如寫信給妻子、兒女。我相信，當他躺在床上，一定有很多時間思考自己的人生，有許多的話語想跟自己以前拋下的兒女說。
一個禮拜過去，他的疼痛似乎受到控制，雖然還是無法坐起，但是平時已經不會持續哀嚎著痛。某個週末值班，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跟他提了接下來的事情，認真建議他寫一封信給親人。「你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完成，你寫一張清單出來，我們一起看看有哪些事情是我們幫得上忙的。有些事情做不到，但是有些事情做得到，我們一起加油。」他總是揮揮手說他累了，明天再說吧，眼神中隱約浮出再度遭拒絕的恐懼。
我每天去煩他，你給兒女的信寫了沒？「明天明天，明天我就寫。」他說，眉間的神情讓我想起五年級時照顧的那位歐吉桑。還痛嗎？食慾有沒有好一點？還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？他沉默了。我們兩個都明白，他沉默的事情，我很難幫上忙。
某天值班，我在晚餐前再巡一次病人，看看有沒有問題。歐吉桑看到我，問說你今天值班啊，吃飯了沒？他的看護去買晚餐吃，床位上只剩下他一個人。我依然提醒說信到底寫了沒？加油吧加油吧。他握著我的手說，「蔡醫師，一起加油吧。」過了一會兒，似乎想到了什麼，眼神聚焦在我身上問：「不然這樣，蔡醫師，要不要一起吃飯？拿過來這邊吃吧。」
我近乎本能地告訴他，我還有事情要忙，然後選擇回到護理站去一個人吃便當，留下他寂寥的眼神。
他的病情尚稱穩定，但是無法自理起居，因此要出院回家有困難。最理想的去處是長期照護機構，但是大姊經濟上無法負擔。我很想脫手這個燙手山芋，聯絡了各個不想理他的家人與醫療機構，才終於敲定轉院到新竹的安寧病房，便於大姊探望。
轉院的那個早上，我手上的另一個病人情況不穩定，忙完一陣後才突然發現他的病床已經空了。前一天，他才答應我要在離開之前把信寫完，這下子是看不到了。不過我想，新竹安寧病房的醫師們應該比我更會處理這件事吧。
後來輾轉得知，歐吉桑在轉走後的兩天就去世了。我和學長都很詫異，原本預期他應該還有至少兩三個月的時間，沒想到這麼快就走了。
我不禁揣想著，在他最後的那些日子，孤身躺在病床上，兒子女兒都不來探望。我每天出現的身影，也許是歐吉桑與世界僅存的一絲聯繫了。也許在知道要轉院至新竹時，他就已經決定了。
我想他也是選擇逃走了，永遠逃離開這個世界。
本文亦發表於 2011年10月15日臺大醫院員工電子報。(需帳號登入)
Images (creative commons) : Diane Cordell, Jared Cuffe, Adrian Boliston, Keven Law
Images (creative commons) : Diane Cordell, Jared Cuffe, Adrian Boliston, Keven Law
